几个世纪以来，各种类型建筑的建设始终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系统下，没有任何对过去的关注。如何使现代新建筑的创造与历史遗址的保护相和谐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工业化、城市化的文明不仅革新了建筑技术和材料，而且在城市的规划和结构上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就在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遗产保护的同时，才发现这种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已经导致了纪念碑和遗址的大规模破坏。同时，新材料（钢、混凝土和玻璃）也带来了与我们以往所接触到的完全不同的建筑物。显然这些新建筑不可能是完全孤立于老城之外，它必然要与传统发生交集，并且可能造成对传统的冲击，因此也带来了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新课题：不只是要保护古建筑的问题，还有新建筑与古建筑的关系问题，以及城市发展和保护的问题。

　　城市的发展是具有延续性规律的，历史保护就是要保持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因此它不仅应侧重于历史古迹的保护，还要保护那些表面似乎破旧，但反映城市过去的旧城部分。建筑是空间的艺术，而城市是时间的艺术。一个没有旧建筑和旧城区的城市，如同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一样。城市记忆也反映着城市的个性特征，是历史的真实。

　　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经历了几十年、几百年乃至数千年历史逐渐形成的，形成难，毁坏却容易；一朝毁坏，数十载难以恢复，甚至根本不能恢复。而且每个城市的特色又是不能移动和相互代替的，它是各自城市历史与文化的积淀，是由市民从感知、认识到认同的过程。

　　在国外，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很多，针对现代化所提出的城市建设的新的课题，产生了几种不同的态度：

　　1、特定的遗迹、纪念碑或是建筑群必须被看成是极为神圣的，任何明显的现代性宣言都是不能容忍的。（例如凡尔赛，华沙中心区的重建）

　　2、在遗址内或是附近建造任何建筑物，都必须模仿已有的建筑形式，形成完全一致的风格。

　　3、不仅如此，要告诉其他人，我们应该努力探求一种传统与现代建筑的对话。

　　4、则是以布鲁塞尔、伦敦和巴黎为代表的，完全漠视其已经对城市主要街景造成的巨大破坏。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城市进入开发建设的黄金时代，建设性的破坏导致大量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城市特色不见了，城市的记忆也被打断了。老北京的四合院在今天的首都已难得一见了，即使已有无数的专家学家呼吁过了，但也只剩下古老的故宫包围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中。

　　就在这种大拆大建、推倒重来的旧城改造形式下，真正的古建拆的差不多了，古城的文化差不多也消失殆尽了的时候，人们的怀旧思潮却空前的泛滥起来。九十年代我国对于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探讨也乐于停留在仿古与复建的层次上，城市中越来越多的“老街”、历史名楼名城的复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有不少精品，但更多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简单的、甚至是粗糙的模仿。造成这种现象，既有很多观念上的原因，也有资金、技术等问题，还涵盖了社会制度、思想方面的因素，显然不是建筑师个人或是单纯建筑行业可以解决的。然而建筑师对于传统与现代在中国大地上的对话的追求也不乏许多积极的范例，吴良镛先生在北京的菊儿胡同是一例，正在上海进行的“新天地”工程也是如此。

　　旧石库门：华洋杂居的开始 弄堂文化的起源

　　有人说，上世纪上海有四大象征：外滩万国建筑群、商店积聚的南京路、古色古香的豫园，还有就是曾经居住了６０％上海人的石库门。石库门有着深深的历史烙印，是这座城市一个不老的话题。

　　上海开埠后，华洋是分居的。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军曾三次进军上海，导致居于江浙一带的老百姓涌入上海租界。为解决这些人的住房问题，地产商兴建了大量的住宅区，开创了石库门的早期雏形。

　　石库门的单体平面及结构脱胎于中国传统院落式住宅，有天井、客堂、厢房、灶间、晒台，一般分为上下两层，这与江南地面阴湿，小康家庭多择楼房而居。

　　此外鉴于租界地价昂贵民居向空间发展较为经济。住宅采用了西方简易住宅的排联样式，与传统分散式、院落式住宅不同，给人一种紧凑新颖而不再是轩昂古旧之感 。而且为迎合居民追求安全等需求，租界内的中外开发商在住房的“门”上大做文章，以乌漆大门、两个铜质大吊环显示不可侵犯之势，门框采用厚实花岗岩，既感坚固又显身份，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深得上海的青睐，称之为“石库门”。

　　与上海的时代特色相适应，石库门同样代表了中西文化的结合，成为上海近代史上一个独特时代的产物。上海人的海派文化中有个非常典型的词：“洋泾浜”，意指“中西之间”，石库门的居民布局和建筑风格可说是真正的“洋泾浜”。石库门门框上欧式的花纹，欧式的屋顶，排联式的结构，莫不是洋文化的延续，虽然，出于市场的考虑，保留了天井、客堂等中国传统的东西，海派文化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石库门上。

　　石库门曾经风光地显赫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居住者多为当年上海的中上层人士。从１９１１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期间一半以上的石库门分布在公共租界辖区（即英租界、新界、美租界）。而在这些星罗棋布的石库门中，华人商业经营类别及分布令人大开眼界。

　　然而随着城市现代化一步步推进，石库门已不再能满足人们居住功能的需求，开始逐渐退出了时代的舞台。九十年代，一座座高楼建立起来，一片片石库门倒下去。随着时光的流逝，石库门正在一点一点地慢慢消失，消失的步伐和上海老城区改造的步伐是同步的。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一片片石库门倒下去，上海版图上的石库门建筑群一块块消逝了专门研究上海弄堂和致力于上海老建筑保护的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副院长伍江博士说：“单纯从建筑的角度出发，石库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走过百多年的历史，消失是正常的，而且石库门的结构也已不适合现代人的居住观念。但是，石库门作为近代文化的象征是永存的，它是上海人开拓一种有别于传统方式的新生活的标志，是上海人趋向新文明的开始，因此，如果石库门完全消失，将是上海历史和文化的重大损失，今天的上海人将为此有愧于后人。”

　　石库门是上海历史的一部分，也成为城市建筑的一个独特的标志。岁月留给了石库门深深的痕迹，石库门作为上海近代文化的标志是永存的。保留石库门建筑精华的呼声也愈加强烈。到底是把石库门建筑当作博物馆里的“文物”珍藏起来？还是通过适当改造，使之在现实生活中延续新的生命？这已成为一个跨世纪的问题。

　　有一个香港人因为特殊的石库门情结，以１０亿港币的巨资，在上海圆一个梦！在淮海中路、黄陂南路和马当路包围的３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他将所有的石库门“整旧如旧”，建一个集历史、文化、旅游、餐饮、商业、娱乐、住宅和办公为一体的多功能小区，称之为“新天地”。

　　“新天地”：让昨天、今天相会在明天。

　　整个新天地广场东至黄陂南路，西到淡水路，北至太仓路，南到兴业路，总占地面积３万平方米，建筑总量达５．６万平方米，其中有２．５万平方米的保护性建筑需要修复、改造。保留并整修了老石库门的外墙，内部结构重新浇筑，从城市空间的角度拆除了一部分破旧住宅，同时插入了一些新的玻璃和钢的建筑，新旧建筑在对比中交融。为了与保护区内的一大会址的建筑风格相统一，所有的建筑均不超过４层。目前正在改造开发的一期工程，总投资达１１亿港元。

　　整个项目规划由SOM设计，建筑设计由日建设计和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进行。 "新天地"采用的保留建筑的一层外皮，改变内部结构与使用功能的做法, 颇类似于巴黎等欧洲城市就建筑改造的方法, 在中国尚属首例. 改造方案原先准备顶起二层以上框架和屋面, 拆除内墙,在一层浇铸混凝土框架墙,再落上部结构,结果因为很多的间房屋已濒危,结构被顶起后就塌落,只得拆除部分房屋,将砖块用于外墙的修补和弄堂的铺地,再穿插进一些新的建筑元素,效果更为理想. 改建重点突出一个“旧”字：保留原有的砖、原有的瓦作为建材，以体现石库门建筑特有的清水砖墙特色；从档案馆找出当年由法国建筑师签名的原有图纸进行整旧如旧改造；将防潮药水像打针似注射进墙壁的每块砖和砖缝里，屋顶在铺瓦前先放置两层防水隔热材料，再铺上注射了防潮药水的旧瓦。不惜代价的修复，力求使改造后的石库门不仅形似，更神似当年的石库门。

　　踏着青砖步行街走进石库门弄堂，眼前是红青相间的清水砖墙，厚重的乌漆大门，雕着巴洛克风格卷涡状山花的门楣，除了落地的玻璃墙，从外貌看石库门，似乎并没有多大改变；进得门来，迎面却是一片新天地：不再是见惯了的石库门里的昏暗、杂乱，整个结构已被彻底改造，三层变两层，精美的欧化造型楼梯，天井上空的大幅框架玻璃，现代化的厨卫设施，壁炉和红木老家具相邻而处，酒吧、咖啡室与茶座、中餐厅和谐搭配，墙上的现代油画与立式老唱机悄声倾诉着这里中西合璧的文化韵味。外面是本世纪初风情万种的石库门里弄，里面却已完全是现代生活的舒适和惬意。你选择一个靠窗的桌子坐着，啜着浓浓的咖啡，透过落地玻璃，看到的是半个世纪前的建筑，悠长的弄堂、斑驳的墙面、雕花的木窗，旧的、新的，就这样包围着你，让你恍然隔世。

　　与石库门的出现真是惊人的相似：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结合，商业与文化联姻，又一次发生在２０世纪末的石库门。改造后的“新天地”，将成为一个集历史、文化、旅游、商业、餐饮、娱乐等多种功能的综合小区，有聚会用的私人会所，有幽雅的酒吧街，有展现旧上海风情的博物馆、画廊、书店，也有石库门商场，还有弄堂步行街……

　　"新天地"的可贵指出在于它保护与再生了上海的城市生活形态,研究与探索开发当代都市的生活经验,强调的是生活形态本身.作为一项房地产开发,它关注的是再生上海里弄生活形态所带来的商业机会,这是真正高素质的商业头脑!

　　但是在新天地的背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首 先“新天地”昂贵的工程造价让后来的跟随者望而生畏，不计代价的投资建设，我们很难奢望会有第二、第三、甚至更多的“新天地”的出现。如果再深层的想一想：投资者保证的资金回收绝对没有问题，那么高额的建设费显然将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真正建成投入使用后的“新天地”只能是少数人的消费天堂，不再具有石库门的大众文化。其次，“新天地”大部分规划为商业、娱乐用房，只保留了一小部分的居住空间，以作为上海的里弄文化的保留。然而很难想象包围在一片商店、酒吧中的人们如何重拾往日弄堂的人情氛围，显然这样的石库门离人们的生活远了，或许往日里弄意义上的石库门真的要消失了。

　　但不管怎么说，“新天地”在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上踏出了可喜的一步，这样的探索是永远不嫌多的。

参考文献

[1]刘滨谊 《人类聚居环境学引论》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汇刊出版社1996年5期

[2]徐千里 《建筑批评与问题意识（下）》新建筑出版社 1999年4期

[3]张松 《城市是时间的艺术》上海文汇报出版社 1999年7月27日